休假期间，晓东喜欢独自在住处附近的广场练习滑板（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做账号吗？”2023年6月，短视频拍摄者晓东找到扛楼工阿兴，问他想不想合作拍视频。“我上镜可以，免费做你的模特。”阿兴同意了。一年后，他们合作的账号“楼梯战神阿兴”积累了近300万粉丝，是同题材中流量最高的账号。
跟粉丝数量一同增长的还有晓东与阿兴的矛盾，爽快的开始也为后续的利益纠葛埋下伏笔。2024年12月，两人终止了合作。
2024年7月，《南方人物周刊》曾采访了晓东和阿兴，当时账号的流量还处于巅峰时期，阿兴从负债30万的“网赌少年”到日赚1000元的“扛楼战神”，这个故事激励了无数努力生活的人。但那个时候，两人互相戒备的心理就已经转化为了行动，晓东拍摄了另一位出镜的扛楼工，阿兴也开始运营“拖鞋战神阿兴”的小号。
终止合作后，阿兴将原来的小号作为主账号更新作品。晓东在互联网上消失半年后复出，在原来的主账号上发布其他出镜者的视频。在互联网的丛林世界中，他们曾并肩同行，但终究各自为营。
作为一名扛楼工，阿兴没有身体优势。2021年5月入行时，他体格小，力气不大，患有腰椎间盘突出，这又引发坐骨神经痛的困扰。那时他没得选择，“吃饭的钱都没有，还能在乎身体健康吗？”扛楼的收入按照搬运的物品和层数来计算，在一趟一趟的锻炼中，阿兴逐渐从一天的搬运只能赚两三百元，到状态好时一天赚一两千元。
阿兴很感谢扛楼这份工作，“一开始我不喜欢，很脏、很累，因为体能不好赚不到钱，但它改变了我，让我把负债还清，拥有了事业，也收获了喜欢我的粉丝。”2025年，在经营新的账号时，阿兴喊出口号，要和一起扛楼的兄弟老韩、阿易在一年内通过搬运赚到100万元。
这是一个年度目标，也是流量看点，“口号打出去了，不管中途（短视频）给我带来多少财富，涨多少粉丝，我也不会半途而废，说扛楼就是要扛楼。”
在阿兴看来，对扛楼题材的坚持是他与晓东的一个分歧点。“楼梯战神阿兴”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就引起了大量关注，凭借着扛楼题材，粉丝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长。2023年10月，他们迎来了第一个瓶颈期，晓东想到找健身圈达人合拍视频，数次遭遇拒绝后，健美冠军范宏华第一个同意合作，帮助他们打开人脉，开启了第二段流量增长期。在这之后，阿兴感觉晓东想要改变题材的重心，“他想要转型，外出跟大博主合拍。”而阿兴认为转型是不现实的，“站在我的角度，我就是扛楼的，不扛楼谁认识我？而且我本身就是这个赛道的头部，我为什么要去转型？”
说这些话的时候，阿兴正在和四个哥们儿一起干一单扛楼的活儿。从一间拆掉装修的房屋中把七百多袋建筑废料从五楼扛下，装上垃圾运输车，扛一袋挣6块钱。除了搬运工，房屋里还有拆卸钢筋铁钉的工人，电锯切割钢铁的振动让天花板的墙皮不断掉落。尘灰四散的楼道里，阿兴靠在栏杆上休息，全身只穿一条棕色短裤和一双拖鞋，裸露在外的皮肤湿淋淋地淌着汗水。
内容上的分歧让阿兴觉得晓东不认可扛楼这份职业，“他融入不了我们，因为他自己白白嫩嫩，穿得干干净净。”相处时的细节也被拿来印证这一点，晓东拍摄的时候很少给大家买水，几乎不发起聚餐，“好的内容是聚在一起的时候沟通、探讨，他不跟我们沟通，也不跟我们探讨。”
站在晓东的视角看，这个指控来得莫名其妙，“扛楼就是一份工作，和普通生活中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样，有什么看得起看不起的呢？”在拍摄时，他对于阿兴和其他的扛楼工始终保持着记录者对记录对象的距离感，“他们要吃饭，我可以结账，但我不太（想）干预他们做事的节奏。”拍摄之外，他是个安静内敛的人，喜欢独处，记录扛楼者的工作和生活对他来说属于工作的部分，但“工作跟生活是分开的”。
阿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小祥/图）
阿兴不愿意公开谈论他与晓东的过往。尽管不再合作，他对晓东始终有一份感激。
拍摄短视频之前，阿兴处于人生的低谷期，背负三十多万元的债务。从表面上看，负债是由于轻信赌博网站的短信，更深层的原因，阿兴会一直追溯到童年。阿兴的父亲有精神疾病，“很疯，会到处唱歌，东搞搞西搞搞，有时候会吵到别人。”母亲则在阿兴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他已经没什么印象了。这样的家庭环境让阿兴备受嘲笑，在最自卑和迷茫的青春期，他曾试图用刀割自己的手腕。
现在，阿兴能够体谅父亲的不易，“他一个病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我读小学的时候，他种胡萝卜每年只能赚一万多元，所以他经常酗酒，想麻痹自己。”十五六岁出门打工，在洗车店、电子厂、家具厂之间辗转时，阿兴很羡慕其他人拥有家庭的支持。他一度觉得，凭借自己的收入无法解决生活的难题。
阿兴的摄影师小奕在拍摄过年游神活动时去过阿兴老家，对他家的房子印象深刻，“一栋只有一楼的小平房，外面是红砖墙，里面铺了地板，屋子里很朴素，厕所和厨房在院子里。他们村普遍都是三四层的农村小别墅。”在农村，没有像样的房子意味着难以找到亲事，而盖房子至少需要几十万元。阿兴在20岁的时候畅想，要是一个月能赚一两万元就好了，“别人说我傻X，‘你不可能，你又没有学历’。”阿兴赌气要找月入两万的机会，于是掉入了网赌的陷阱。
晓东涉足短视频行业也是出于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个朋友告诉我拍视频一个月赚一两万，我想尝试一下。”他先是帮一些公司的短视频账号拍视频，2023年年初，他遭遇减薪，萌生了自己做账号的想法。在那个春季，晓东大量地刷短视频，思考账号的内容和拍摄形式，最后确定采访的形式，记录普通人赚钱的故事。“以前做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对于怎么赚到钱这件事有高度的关注，我也知道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
面对晓东的镜头和提问，阿兴真诚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剪辑的时候，晓东把内容聚焦在两个要点上，行动线是“一个欠了十几万的人，现在努力还债”，感情线是“虽然干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很乐观”。拍摄的时候他会提醒阿兴，表现得高兴一点儿，多笑一笑。在视频最后阿兴结算工钱的时候，他想到要找一个具体的数字，例如“做一天1000块的男人”，加强视频的记忆点。
大多数时候，拍摄内容是由晓东来决定的，但阿兴也逐渐从被引导的拍摄对象，成长为主动的内容参与者。“有一次接到一个夜单，我很想拍，但他不来拍，我硬把他拉过来拍，那一条就爆了，（播放）数据跑了八九千万。”
账号为什么能火？阿兴和晓东都默契地归因于运气和努力，但没人能说清究竟是什么起了作用。阿兴记得，晓东去做创作者分享时，更多是讲怎么打造IP，像是他设定好了这些内容。阿兴感到困惑，“明明这些故事都不是你的。”
阿兴计划给在老家的父亲盖房子，找设计师做了规划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晓东用一句话形容他与阿兴的关系，“能共患难，但不能同富贵。”在合作之初，晓东与阿兴有一个口头协定：账号只给阿兴广告分成，达到100万粉丝量后，分成比例是一人一半。为了避免过度消耗账号的形象，晓东会筛选广告内容，“负面的不接，比如贷款类的广告。”广告数量也被严格控制在一个月4条，约占每月总更新数的四分之一。
但阿兴认为，他们没有“同富贵”。“你付出了，你接了一条广告，你有流量，但你不知道能赚多少钱。”晓东给阿兴看过短视频营销服务平台后台的数据，截止到合作终止，显示的总收入有四百多万元，但这并不是分成的金额。晓东说，“还需要扣除30%左右的中介返点，刨除其他员工的收入等支出，最后只有两百多万和阿兴分。我们火的时间太短了。”阿兴对此抱有怀疑，“有返点和回扣，但每一笔款返给谁多少钱，还剩下多少，不真实，他也不让我查账。”后来晓东从共同的朋友那得知，阿兴曾向他们问过广告的市场行情。
“钱不透明，这是一个根，种下来，就不会好了。”阿兴对晓东的戒备不断滋长。2024年6月，晓东的另一个举动又引起了阿兴的警惕——拍摄另一个扛楼工小帅。“当时账号流量下滑很严重，290万粉丝的账号一条视频的（播放）数据是四百多万，之前最高的时候是1亿。大家又不能有一个好的方向去共同努力，反而去拍其他的账号。”
晓东的想法是多做几个账号，形成流量矩阵。他请阿兴帮忙带小帅一起拍视频，拍过几次后，阿兴不愿意再合拍。晓东理解阿兴的抵触心理，他也知道MCN难以要求达人自愿扶持新人，“在成熟的MCN里，也没有办法解决。MCN和达人的关系，是最考验人性的关系。”
阿兴的对策是开始做自己的小号。晓东为了孵化其他账号，聘请了摄影师和剪辑师。在此之前，他一个人承担了拍摄、剪辑、对外沟通和财务等一切事务，处于高度忙碌的工作状态，忙到在2024年年初生了场大病。招聘团队让晓东真正拥有了休息的时间，但也给了阿兴更多的自主空间。阿兴会另外带着摄影师和剪辑师制作记录生活日常的视频，发布在小号上。
矛盾最终爆发。2024年12月1日，阿兴参与了广州一场垂直马拉松活动，带着摄影师跟拍了视频。晓东以为这一类公开活动的视频一定会发布在主账号上，没想到最后却发在了阿兴的小号上。他觉得事态“已经不可控了”，“我那天跟摄影师谈，为什么做了这件事后，可以发在阿兴（个人）的账号上。阿兴站出来说，‘是我让他做的’。”晓东想要辞掉摄影师，阿兴不同意。
更让晓东生气的是，他发现这场对话的部分内容被录音和曝光了，“我很难再有什么说什么，我担心是不是又录音了，和他们说话特别小心。”沟通的信任崩塌后，晓东与阿兴的合作关系迅速走向了终结。2024年12月18日，晓东在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图文内容，给他和阿兴的故事画上句号：“本账号自今日起不再更新阿兴的视频，喜爱阿兴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阿兴的个人账号，我们江湖有缘再见。”
谈及合作失败的原因，两人展现了最后的默契。晓东说：“一定要有合同。”阿兴说：“该签的合同没有签下来。”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仍然只有那个口头协定。
扛楼是件体力活儿，一下子就汗水湿透全身。阿兴习惯在干活时只穿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合作终止后，晓东得到了账号的归属权，但他觉得自己是那个“失去”的人。“出镜者还可以积累原来的粉丝，MCN必须从0到1，等于说我从2023年6月到2024年底的工作成果没有了。我还被网暴了。”一些粉丝认为，晓东抢走了账号。
晓东决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玩游戏、散步、练习滑板，“我不是越挫越勇的人，我需要休息。”直到2025年6月，心里的憋闷散去大半，他才重新在原本积累了两百多万粉丝的账号上更新扛楼工小帅的视频。内容发出后，粉丝数量不增反降，“原来的粉丝更多的是关注之前出镜的人，看到新内容后不喜欢，就不关注了。”不过，相较于另起一个账号，原本的账号依然有流量优势，播放量能达到几十万。
与之前制作视频一样，晓东会留意短视频平台的激励规则，原来他瞄准的是横屏中视频的播放量奖励，现在为了争取平台的精选，他改为了竖屏拍摄。“平台的推广规则一直在变化，不能掉队。”
创作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第一次做账号时，几乎没有人拍扛楼题材。现在在这个赛道里，晓东不仅要与阿兴竞争，还要与其他的模仿者竞争。因此，他还需要发掘新的拍摄题材，一个形式上重复但又充满不确定的题材。“比如扛楼，虽然都在搬运，但每天做的事情不同，遇到的人不同，要面对不同的突发情况，所以能持续地拍摄下去，在短期内不会有瓶颈。”
这并不好找。晓东重新联络以前认识的朋友，并时刻留意着生活中的可能性。近来引起他好奇的是一个卖煎饼果子的摊贩，“那时候我骑着电动车路过，看到他慢条斯理地做煎饼果子，形象很帅气。后来有一天我饿了，想吃点东西，就过去看他。他从新疆来广州两年了，做过服装生意，开过滴滴，什么都干过。”他还想捡起以前没能实现的想法，例如拍摄在各行各业里赚一千块的挑战。“核心还是讲好故事，能不能火，就看故事精不精彩。”
晓东依然住在原来的工作室里，一间商业住宅区里的民房。住宅区对面是电商直播基地，这让他感到身处行业之中。发布视频也是一种“在场”，尽管现在账号的播放量不如从前，但晓东有耐心重新积累新的粉丝。“只要在行业里，你就可能认识更多人，要是完全不做，你就失去上桌的资格了。”
摄影师小奕（左）正在拍摄阿兴。扛楼工作结束后，阿兴对着镜头总结一天的收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作出离开的决定之前，阿兴没想过自己一定能成功。面对当时只有50万粉丝量的“拖鞋战神阿兴”账号，他一个星期没有睡好。他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做扛楼，一个月赚一两万，把摄影师工资开了就行。”他聘请了原本跟拍他的摄影师小奕，他出镜，小奕负责拍摄、剪辑、运营。
阿兴感受到了自由。他可以决定拍摄的内容，除了记录扛楼的工作，他会发布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片段，例如朋友聚餐、下班后吃宵夜。过年期间，他还回老家拍摄了粤西游神的民俗活动。他的状态更加松弛了，拍摄吃宵夜时，他一边吃饭一边聊家常，直至在镜头前喝醉。
以前阿兴讲故事的重点总是落在一天能挣多少钱、怎样还债的内容上，现在会更多谈及家庭责任。他会讲自己给父亲盖房子的计划，讲一起扛楼的老韩和阿易如何为了家人而打拼。出镜的扛楼工都是男性，账号的男性粉丝数量占比达到99%，“男人扛起家庭责任”是天然的共同话题。阿兴想要存钱盖房子和结婚，他也理解老韩和阿易作为父亲的担当。“在互联网上出镜，像一个男人一样坚持，也是想给小孩做一个榜样，希望他们好好读书。”
从事扛楼四年多，阿兴聚集起二三十个扛楼兄弟，以团队的形式一同接单干活。每一次拍摄，阿兴会依据流量数据给出镜的扛楼工分500至2000元。“有情义在，利益也要分配好。有钱一起挣，日子越来越好，这样大家都会更有激情，更团结。”
在吊车、爬楼机等机器的冲击下，阿兴发现扛楼单量每年逐渐减少约20%左右。以团队的形式接单，能够挑选出更适合拍摄的订单，而短视频的流量也能让团队接到更多的订单，接到质量和价格更好的订单。除了这些现实考虑，阿兴也很享受和兄弟们一起干活的激情。“我不想放弃扛楼，如果放弃了，可能大家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很难有朋友，你能说上话的就是（流水线的）上一个人和下一个人。”
新账号的粉丝数量从2024年12月的五十多万增长到2025年7月的两百多万，阿兴觉得再次成功的原因是真实：“展现最真实的自己，聊到最真实的兄弟们，谁都喜欢真实。”他想一直做给粉丝带来积极力量的人，“颓废的时候，肯定想看到有人给你加油打气。当有一天我扛不动楼了，分享不了我的故事，我就去讲述其他人的正能量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责编 陈雅峰
